最近幾年，中國企業海外投資直線上升，2009年投資總額達到480億美元，全球排名第六，而且遍布世界180多個國家和地區。中國產業海外發展和規劃協會預計，到2013年，海外投資總額有望達到1000億美元，累計額則可能達到5000億美元。目前，中國海外投資和外商直接投資的比例大致為1∶2，到2015年前后可能會升至1∶1。中國企業在海外頻繁的并購動作引發了“中國正在購買世界”的驚呼。
目的何在
中國企業的海外擴張可能與最近中國經濟實力上升有關。目前，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其經濟影響力也延伸到世界各個角落。“中國制造”在全球勞動密集型出口產品市場的比例一直保持在20%以上；在鋼鐵、氧化鋁、鎳、煤炭和水泥等大宗商品的全球消費量中，中國已經占到四分之一甚至一半。另外，一些企業在國內市場經過30多年的練兵之后，既積累了實力，也有擴張的沖動。由此看來，中國企業開始投資世界各地也在情理之中。
不過，如果與國際經驗比較，中國目前的海外投資還是一個相對特殊的現象。海外投資比較多的通常都是發達國家，收入高，資本富余，更重要的是在管理或技術方面有優勢。在海外投資最多的十個經濟體中，除了中國和俄羅斯，全部是高收入經濟體，即便是俄羅斯，其人均收入也是中國的兩倍以上。中國的人均收入目前在全球排到100名稍后，卻已經是海外投資大國。
日本一橋大學的小島教授研究各國海外投資后發現，美國和日本企業海外投資的行為有很大的差別。美國投資模式的主要目的是為了占有對方的市場，避免關稅與非關稅壁壘。而日本投資模式主要目的則是為了利用對方廉價的生產成本，產品可能在當地市場銷售，也可能轉銷到第三市場或者回銷到日本本土市場。無論是美國模式，還是日本模式，它們的基本支撐點都是不但擁有資本，同時還擁有管理與技術優勢，因此，這些企業到投資地所從事的都是它們熟悉、有優勢的業務。
中國企業的海外投資，似乎與美、日模式都不太一樣。盡管現在海外投資所涉及的產業非常廣泛，總體看來，中國企業在海外市場上技術或管理方面的優勢并不明顯，這是由我們國家目前的經濟發展水平所決定的。當然，中國企業海外投資的動機五花八門，對于非金融類海外投資而言，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投資海外大宗商品領域，以保障長期穩定的資源供應；二是直接收購海外知名企業，獲得先進的技術、管理與品牌。前者的例子是中國五礦集團收購澳大利亞的MMG公司，而后者的例子則是吉利并購沃爾沃。從數據來看，“商務服務業”在海外投資中占的比重也非常高，然而，從加總的數據難以判斷其真正動機，但為出口提供便利應該是很重要的一個方面。
這些特征最終能否構成“中國海外投資模式”，現在下結論還為時過早，不能排除這些特征可能是過渡性現象。不過，中國企業在海外投資的很多領域都不具有國際競爭力，沒有比較優勢卻要做投資，也許說明中國企業決策有前瞻性，通過投資引進技術。但是，我們能夠這樣做的前提是資本有富余。央行2.5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就是實實在在的資源，只不過是通過政策扭曲積累起來的。
最近，各國財政狀況顯著惡化，提高了全球債務危機的可能性。這對中國的外匯儲備管理是極大的挑戰，而我們又不可能真的瓜分外匯儲備。將一部分外匯儲備轉化為企業海外投資確實是一個不錯的選擇，它可以降低中國對美國國債市場的過度依賴，也有助于改變目前中國海外資產（主要是債券）與海外負債（主要是股權）不匹配的現象。
風險種種
既然是帶有一定超前性的投資，風險自然也比較大，而最大的問題就是我們的企業對外部經濟環境了解十分有限，而這對做出海外投資決策至關重要。過去30多年，中國企業與國際市場打交道，主要是通過貿易渠道，當然海外企業到中國來投資的也已不少。日本海外投資高速增長時，日本企業也因對國際經濟環境不夠了解而付出了沉重的代價。除部分在技術上有明顯優勢的制造業，其他領域的投資有相當一部分算是交了學費。
中國企業海外投資的第一個困難是不了解當地的政治社會生態，辨不清行動的路徑。美國一位政府官員曾經十分惋惜地告訴我這樣一個案例：國內一家著名國企到美國投資，因為是敏感領域，所以需要政府部門認可。這家企業便從洛杉磯請了一位非常著名的商業律師幫助其與美國政府及國會溝通。那位官員說，這可能就是那家中國企業所犯的最大的錯誤。那位優秀的律師不熟悉華盛頓的政治生態，既不明白關鍵人物是誰，也不清楚該如何游說。因此，這個申請最終被否決了。代理選擇不當，有時候企業還要花許多冤枉錢。
目前中國的海外投資中，中央企業占到63%（數量上央企大概占20%），國有企業的比例可能更高一些。國有企業規模比較大，現金流比較充裕，獲得外匯額度也比較容易，因此，它們主導海外投資。在一些官員和企業家看來，改革以后的國企的行為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不再直接聽命于政府。但是，外國政府和公眾顯然不這么看，在一些敏感的行業資源領域更是如此。許多國企在全球危機期間全力以赴地幫助政府實現經濟增長目標，也加深了海外對國企承擔部分政府功能的印象。
長期來看，政府應該創造更多的條件促進廣大的民營企業到海外投資，這不僅有利于開拓海外市場，也能提高外匯資源的利用效率并促進民營經濟的發展。民營企業對外投資少的原因可能與其自身的規模和實力有關，但是，更重要的是，相聯系的可能是投資信息的傳遞和投資經驗的積累。改革開放初期到大陸來投資的基本上都是香港、臺灣和韓國的中小企業，很多是華僑。好在最近幾年民營企業海外并購已經相對活躍，比較著名的案例有東軟收購芬蘭賽斯卡，蘇寧收購日本勞克斯，順德日新收購智利鐵礦，吉利收購沃爾沃等等。
統計分析表明，中國的海外投資目的地除去那些避稅港（例如香港、英屬維京群島、開曼群島等）外，大量集中在那些法治不完善、腐敗嚴重的地區。這可能是因為法治完善的國家對中國投資的限制相對比較多，但是，許多中國企業家確實在一些政治獨裁、社會腐敗的國家“如魚得水”，將在國內賄賂地方政府官員的做法原封不動地帶到國外，有些甚至公開聲言可以搞定部長、總統。這些做法其實非常危險，一旦國際上將中國海外投資等同于腐敗傳播機制，以后中國企業的海外處境便會變得更加艱難。
不了解當地市場也可能造成嚴重的后果。比如，有一家國企收購了澳洲的一個煤礦，在當地宣傳自己是全球最大的煤炭公司。殊不知煤炭業因為破壞生態，在當地聲譽并不好，更不要說是全球最大的煤炭公司了。正因為對當地市場缺乏了解，目前，中國企業的海外投資遇到了一連串的困難，比如在巴布亞新幾內亞關于地權的官司、在秘魯有關勞工與環境的爭端、安哥拉部分國民對于中國工人的反感，等等，這些案例在當地都已經造成極大的影響。
交友宜慎
在海外投資的問題上，中國與西方國家之間最嚴重的爭議莫過于與集權政權打交道的方式。客觀地說，雙方可能各有各的理。西方國家認為，人權壓倒一切，而中國則因為歷史原因強烈反對干涉他國內政。既然要投資，免不了要與政府打交道，而且，只要投資有利于經濟發展，對當地的老百姓也還是有好處的。問題是獨裁政權最終要倒臺，如果中國投資者與獨裁者走得過近，將來就可能成為包袱。
目前，中國企業的海外投資案需要三個部門審批：外管局批外匯額度、商務部發運營執照、發改委判斷國家利益。其實，這些基本上都是多余的管制，商務部還不如利用廣泛的駐外機構網絡提供服務，也遠勝于發放毫無意義的執照。外匯審批也可以逐步放開，現在中國做得好但需要轉移的都是中小企業，尤其是勞動密集型的企業，這些企業其實在管理、技術和市場方面是有明顯優勢的。
未來幾年，中國的海外投資將持續強勁增長，能否做正確的投資決策非常重要。要做到這一點，政府需要松綁，把投資的主體由中央企業轉向民營企業，減少管制，增加服務。企業也需要在投資之前做許多功課，要真正了解投資地的環境。如果現在盲目擴張，容易給人留下暴發戶的印象。如果再把國內一些不好的做法帶到國際上，四處樹敵，到頭來不但投資打了水漂，還可能收獲不好的名聲。那就真的是連當年的日本都不如了。
